上海外事 | 爱泼斯坦：“国际主义”不是标签，它是有深刻内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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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震 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秘书长、党组成员。

爱泼斯坦是犹太人，1917年2岁时随父母来到中国天津，并在那里整整生活了18年。成年后，他作为美国合众国际社、《纽约时报》、《时代》等多家外国报纸、杂志及通讯社的记者，活跃在中国的社会舞台上。抗日战争爆发后，父母携全家移居美国，爱泼斯坦却留了下来；后来他又拒绝了多次机会，一次又一次选择留在中国。

2005年，胡主席为爱泼斯坦庆贺90岁生日。

2005年胡锦涛同志到家中向爱老祝寿时，爱老风趣地对总书记说：“我今年90岁，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只有73岁，因为我是从1933年开始为中国革命工作的，到今年整好是73年。”

1933年，爱泼斯坦结识了比他年长10岁的美国记者兼学者埃德加·斯诺，从此同他结成亲密无间的伙伴和战友。在斯诺的帮助和引导下，爱泼斯坦开始将目光聚焦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同他视为兄长的斯诺一起用笔为中国人民呼唤正义。对爱泼斯坦来说，1933年是他人生道路上一个崭新的起点。爱老说过，从那时起的几十年来，“中国”实际上就是他写作的“唯一主题”。

抗日战争初期，作为战地记者，爱泼斯坦不时穿插于前线和后方之间在两条战线采写战事，先后于南京、武汉、台儿庄等地见证并向全世界报导了日寇的野蛮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奋力抗击。

爱泼斯坦（左1）与宋庆龄（左4）等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合影。

1938年“9·18国耻日”之夜，成千上万广州市民高举火把涌向街头游行示威。当时在广州采访的爱泼斯坦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看到了宋庆龄。正是这第一次见面，他结识了这位“伟大的女性”并应其邀请加入“保卫中国同盟”，由此开始了他同宋庆龄长达40年的战斗友谊。

如果说在此之前爱泼斯坦还只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以一个西方记者的良心在声援中华民族，为中国人民助威；那么当他加入了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之后，就不再是以中立者的眼光“旁观中国革命”，而是以战士的资格，倾尽心力地献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了。

1944年毛泽东主席（后排右一）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合影，前排右二为爱泼斯坦。

1944年5月至9月，爱泼斯坦随中外记者团前往延安，亲眼目睹了边区军民团结紧张的抗战生活及军民间的鱼水情谊。他面对面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贺龙、邓小平等中共领袖人物，并上前线见证了八路军将士的英勇牺牲精神。爱老在回顾自己一生的战斗历程时说过：“延安之行对我走上革命道路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后来直接导致了他思想的升华及精神的皈依，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到延安‘就像回到家里一样’。”

1945年，爱泼斯坦偕夫人返美探望阔别7年的父母。在美国逗留5年期间，他们积极参加“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及“援华委员会”等进步组织的活动，在美国反共势力日益喧嚣的逆境中艰难地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而斗争。

爱泼斯坦夫人赠送作者的《爱泼斯坦》纪念画册。

爱泼斯坦的夫人黄浣碧同志告诉我，爱老一生为中国革命事业做了四件“首创”的大事：

1939年，在香港“保卫中国同盟”工作的爱泼斯坦为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英文译本定稿，并将其向世界传播；

1944年，经爱泼斯坦改写后，新华社在延安窑洞向世界播发了第一条英文电讯，从此，世界人民听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1944年，爱泼斯坦与叶君健合作，在英国第一次将冼星海、光未然《黄河大合唱》的歌词译成英文，并搬上美国舞台，面对世界民众唱出了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在爱泼斯坦等进步人士的推动下，美国《远东之光》刊登了“五星红旗”的彩色图片，这是在美国出现的第一份印有新中国国旗的期刊。

1951年，爱泼斯坦偕妻子邱茉莉（1984年逝世）应宋庆龄之邀，由美国绕道欧洲重返中国，参与创办英文版杂志《中国建设》（后更名为《今日中国》），并出任该杂志总编，为新中国的外宣事业付出了卓越的努力。

宋庆龄会见爱泼斯坦

上世纪90年代初爱老来沪，我曾陪同他前往复旦大学演讲。演讲结束，有个学生向他提问：“现在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都在想方设法到国外去；而你本来是一个外国人，却长期生活在中国，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吗？”

这个提问引起了爱老的深思。在返回的路上他对我说：“看来现在有些学生对我们这些本是‘外国人’的人长期生活在中国还是觉得有点‘不太理解’，这也许源于他们对‘国际主义’这种精神的存在不甚了了。”爱老说，“国际主义不是标签，它应当是有深刻内涵的。不弄懂这一点，我们这些人，包括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等在中国的活动将会变得不可思议。”

谈到对国际主义者“三S”（“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三者的合称）的研究，爱老说：“研究不能只停留在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上，而应该广泛、深入地探究在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这些人物的造就过程中，他们的母国传统、个人教养和经历，以及世界历史潮流的变化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并从中求证，为什么背景如此不同的三个人却能同样与中国人民及其进步事业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直至其生命的最后一刻。回答了这些问题，也就揭示了‘国际主义’的实质。”

1985年，上海市政府杨凯顾问（前排左三）会见爱泼斯坦（前排右三）。后排右一为作者。

关于国际主义者在中国的实践，爱老的思考比我们更重于对实质的揭示，更重于对历史深度的探求。

1985年来沪时，老人就谈过这个问题。他说：“如果从历史角度看，在实践中支持中国进步事业的外国人，太平天国时期就有了。当时忠王手下有个叫呤唎的英国人，曾替太平军买过武器。后来他回到英国写了本书，书名叫《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产生过较大影响。这本书很值得介绍给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人，要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仅不要忘记侵略者，也不要忘记支持过中国进步事业的那些早期的国际主义战士。”

身为外国人，爱泼斯坦把支持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引为己任。他曾饱含深情地说：“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缘于这种爱，1957年他加入了中国籍；1964年，继而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一名忠诚战士。

爱泼斯坦珍藏终生的毛泽东亲赠肖像。

爱老的一生几乎全部在中国度过，他把毕生的精力全部、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一个外国人，把整个生命同中国人民的命运维系在一起，其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爱泼斯坦同志对此作过这样的自述：“我这一生之所以与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是因为我始终处在中国人民争取民主与解放的进步事业之中，并同他们一起投入了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只是许许多多以支持中国人民进步事业为己任的国际主义战士中的一员。”

在中国70余年的奋斗历程中，使爱泼斯坦无可争议地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敬重、爱戴及至高礼遇：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曾多次会见他；1985年，爱老七十寿辰，邓小平、邓颖超亲临祝贺；1995年八十大寿，江泽民、李瑞环出席庆祝会；2005年，在老人九十华诞即将来临之际，即将出国访问的胡锦涛总书记特意提前几天到家中向德高望重的爱老祝寿。

1985年，爱老对前来贺寿的邓小平说：“是中国人民哺育了我、教育了我，并给了我为人民服务的机会。”2005年，老人又说：“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什么能比我亲身经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美好、更有意义了！”

爱老的文字、语言及其平凡而伟大的实践活动，无疑在最精确的意义上注释了“国际主义”的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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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李天震 

图片 | 作者供图、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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